第二百八十八章 刘复下山之危机（2/5）

，到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，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。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，所以说：“自正（正德）嘉（嘉靖）虚耗之后，至万历十年间，最称富庶。”

以州县为基础，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、附加税、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，“并为一条”，总为一项收入。过去田赋有夏粮、秋粮之分，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，非常繁烦，如今统一征收，使国家容易掌握，百姓明白易知，防止官吏从中贪污。

关于徭役征派，过去有里甲、均徭、杂泛之分。里甲按户计征，不役者纳“门银”（户银）；均徭、杂泛按丁分派，应役方式又有力差（以身应服）、银差（纳银代役）之分。

如今取消里甲之役，将应征的全部门银，同丁银合并一起。

“丁银”的计算办法，是将力差的“工”（劳动）和“食”（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）折算为银；

如“银差”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“银耗”（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），然后全部役银以“丁”和“地”或（田粮）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，即所谓“量地计丁，丁粮毕输于官”。自此，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，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“地”或“粮”中。

张居正当国十年，所揽之权，是神宗的大权，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。

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。在权力上，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。

张居正的效忠国事，独握大权，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。

不过从良心和大局上说，，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、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、最为成功的改革。

张居正改革的影响，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、力挽狂澜，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，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；还表现在一举扭转“神运鬼输，亦难为谋”的财政危机，弼成万历初年之治。

《明史》对他的记载最是中正：张居正通识时变，勇于任事。神宗初政，起衰振隳，不可谓非干济才。而威柄之操，几于震主，卒致祸发身后。

而《明神宗实录》的记载则是最为详细，性沉深机警，多智数。及赞政，毅然有独任之志。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，遂居首辅，手揽大政，劝上力守（行）祖宗法度，上亦悉心听纳。十年内海寓（内）肃清，四夷詟服，太仓粟可支数年，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，成君德，抑近幸，严考成，综（核）名实，清邮传，核地亩，询经济之才也。惜其偏衷多忌，小器易盈，钳制言官，倚信佞，方其怙宠夺情时，本根已断矣。威权震主，祸萌骖乘。何怪乎身死未几，而戮辱随之。”

但是这么一个人，他贪污了么？标准答案，他贪污了，而且贪污的很厉害！

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曾贿送他两个金盘，盘中各植高达三尺的珊瑚。据《万历十五年》说，追赃上缴的各种财物约值十万两以上，其子供称还有三十万两寄存各处，抬进宫门的抄没财物达一百一十扛。

便是戚继光都曾经送了他不少东西，其中南方海里专属的海狗宝，那也是常年不断的。

而这种人贪污了几十年，为什么最后抄没出来的东西却是不算多么多，因为根据记载，搜刮出来的财物，并不是两百多万两之多。

张四维实际抄出来的结果根据史料记载是”黄金2400两，白银107700两，金器3710两，金首饰900两，银器5200两，银首饰10000两，玉带16条等。”按说这也挺奢侈的了，可是与200万两白银还是出入甚巨的。

那么他的钱都去了哪里，在明朝如果你没有钱，就算你是当朝首辅你也是寸步难行的。

张居正其实并不爱钱，他更爱的是权，为了获取权利，他可以收受别人的贿赂，也可以去贿赂别人。冯保就没少收过张居正的钱，徐阶也曾贿赂过张居正。

所以张居正很多时候，收了别人的，或者贪污来的，都会再用于去疏通各种关系。以便自己做事不被掣肘，以求权利的最大化。

张局长也算是贪污受贿之后再去贿赂他人，最后让大明更加的强盛，这也算是贪污受贿第一人了。

不过这也说明了，为什么古代的贪官屡禁不止，这个规矩其实在汉代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了。

现在再说一下第三个被万民惦记的那个人，这个人对于众人不算是意外，也算是意外，那就是大明最大的宦官权臣，魏忠贤。

关于魏忠贤这里就不多说了，毕竟说太多了也不太好，史书记载的几件事情说他三年之中将大明祸害了一、天启六年，魏忠贤执政期间，开始实行辽饷预征制，即每年十月开始预征次年辽饷的十分之三，农民负担沉重，苦不堪言。

二、魏忠贤生祠“几遍天下”。“每一祠之费，多者数十万，少者数万”，而且“剥民财，侵公帑，伐树木无算”！生祠“极壮丽庄严，不但朱户雕梁，甚有用琉璃黄瓦，几同宫殿。

不但朝衣朝冠，甚至垂旒金像，几埒帝王”。每建一词，多者用数十万，少者也要数万。所用钱财，不是盘剥民众，就是取自官府财政。

建生祠需要土地，或占民田民墓，或拆民房民舍，无人敢阻拦。开封建词，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。

生祠飨祀，按王公规格。祠内供像，以沉香木雕刻，外部镀金，工艺精细，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，有如生人。

外则衣服奇丽，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为肠，发髻上有一空穴，不断更换四时香花。

一方面是大明王朝天灾人祸不断，一方面又是这么多的毫无意义穷奢极华的“面子工程”，民怨鼎沸。

三、天启五年至七年，可查阅到的天灾数不胜数，然而遍查天启五年至七年的《熹宗实录》，对灾荒的奏报与赈灾却极为罕见，由是导致民变迭起。天启五年，饥民迫急，人人迁怒，欲反富豪剥削，抗击官吏索征，以求生路。

天启六年的八月，“陕西流贼起，由保宁犯广元”。而天启七年，饥荒愈加严重，加之疫疾肆流，死民甚多，“草木尽、人相食”。而官吏搜刮、催征更甚。三月爆发的澄县民变则被史学界普遍视为明末全国性民变的开端。

耗尽国财修三大殿。三大殿在万历二十五年烧毁，到四十三年正式开工重建，但后来军事兴起，到天启二年就停了。天启五年重启三大殿工程，正是阉党得势的时候，主管工程的崔呈秀、徐大化、孙杰等工部官员全是阉党。

《熹宗实录》载：“三殿大工开工，自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起，至七年八月初二日报竣，总筭钱粮给与领状者共五百七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两。”

两年半内，工部核准报销的款项就有578.8万两，为了这个，魏忠贤生生地把各省用于周转的库银全掏空了，跟商人赊下的银子到崇祯年间还没还完。

杨士聪《玉堂荟记》：吴金薄者，家巨富，天启中殿工，至透借金薄饰殿，节欠至二百万，累年不能给完。王世德《崇祯遗录》：

熹宗在位七年，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扫地无余。兵兴以来，帑藏悬磬。

也就是说，万历辛辛苦苦四十多年攒下来的家底，天启年间不到七天就弄光了。崇祯年间皇帝已经成为穷光蛋了。不是说九千岁善于增加财政收入吗，可是他将聚敛来的钱财用在了什么地方上面？那时的大明朝可不是太平盛世，而是内忧外患的危局！

不过换句话说，这里面也有些许不太对的地方，那就是杀了魏忠贤的崇祯，最后竟然依旧是任用阉人，并且给魏忠贤厚葬。

《明史》：崇祯二年命大学士韩爌等定逆案，始盖逐忠贤党，东林诸人复进用。诸丽逆案者日夜图报复。其后温体仁、薛国观辈相继柄政，潜倾正人，为翻逆案地。帝亦厌廷臣党比，复委用中当。而逆案中阮大铖等卒肆毒江左，至于灭亡。

根据梁方仲《中国历代户口，田地，田赋统计》所统计的。

由于辽东战局的需要，明廷拨付的辽饷从天启元年的4456186两白银增加到了天启七年的540万两左右，但其中田赋的加派却从天启元年的420万两减少到了天启七年的361万两，辽饷中田赋所占比例从百分之九十五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六。

顺带一说，我没有给魏忠贤翻案的意思，只是说一句，魏忠贤贪污，贪钱甚至一个太监还好色，这都没有任何的疑惑。

但是魏忠贤他办事，无论是为了朝廷还是为了自己，就算他不是为了百姓，他也是一个真办事儿的家伙。

当初刘瑾没有为武宗办成的事情，收税与南方海商矿产，让他魏忠贤办到了，这一点他和张居正有些许相似的地方。

张居正贪钱是为了贿赂一路上的阴邪小鬼，魏忠贤贪财是为了填充他自己和皇帝的府库之中，顺带还给北方送了不少钱，他挣得觉得要比他给出去的多得多。

但是至少他给了，这就是百姓当初为什么不但强逼着给他立了生祠，还经常有人去拜祭。

因为只有魏忠贤在任其间，明末有钱给灾民，虽然最后这个钱，八成又被人贪了回去，但是终归还是让不少百姓活下来了。）

....说回小说.......

越嶲郡和益州郡不一样，因为益州郡是汉蛮杂居，所以说哪里的人们开民智是比较早的，雍闿便是叛乱了，也是在世家大族方面，对于百姓来说并不是很支持他。

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，雍闿和孟获都没有将益州郡的郡城给打下来。

这两个人并不是不想将益州郡郡城拿下来，只不过他们是真的有些做不到，整个益州郡因为是卡在了南中蛮人和益州本土汉人的中间，这里面有很多并不是很服气雍闿之人。

这是一个机会，对于诸葛亮他们这些朝廷之中的大臣来说，平叛的好机会。

但是和益州郡相比，牂牁郡和越嶲郡两个地方却是完全不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