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五章：见曹操（二）（1/5）

在政治制度上鼓励孝道，重视养老，选拔官员也把“孝”作为一个基本标准，兴“举孝廉”，察举善事父母、做事廉正的人做官。元光元年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，“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”。元朔元年，武帝又下诏，凡两千石以上官吏必须察举孝廉，否则按不敬和不胜任论处。“兴廉举孝，庶几成风，绍休圣绪”、“有司奏议曰：‘……不举孝，不奉诏，当以不敬论。不察廉，不胜任也，当免。’”《汉书·武帝纪》自此以后，以孝为本就成为选拔官吏的标准。汉武帝以后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吏多为孝廉出身，被视为仕宦之正途。举孝廉者往往被任为“郎”，在东汉尤为求取官职的必由之路。桓帝诏书说：“孝廉、廉吏皆当典城牧民，禁奸举善，兴化之本，恒必由之。”《后汉书·桓帝纪》宋代徐天麟说，汉代“得人之盛，则莫如孝廉，斯为后世所不能及”《东汉会要·选举上》。可见孝廉任官，对稳固汉朝的统治秩序具有长久的效用。

汉代另一个重要选官制度是孝悌力田，始于汉惠帝四年前191年，名义上是奖励孝父母、敬兄长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，中选者经常受到赐爵、赐帛或复其身即免除徭役的优抚政策。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，诏以孝悌力田与“三老”同为郡、县中掌教化的乡官，成为定员。

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，以后又增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为七经，作为从京师到各郡、县、乡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必修课和必读教材。无论贵族官僚还是平民百姓，都要接受“孝”的教育。《孝经》成了国家教材，强调尽孝道的普遍性，并对孝道的原则、内容及尽孝的方式、孝子事亲的行为举止等，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。它不仅要求人们事父母以孝，事兄长以悌，而且把家庭父子关系运用于国家君臣关系，把孝亲与忠君直接相连。

故而，在汉朝，“孝”这个思想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，不孝的人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身份地位多么高贵都会被人瞧不起，尤其重视孝道的曹操亦是如此。

昔日曹操为父报仇征讨徐州，固然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，但报仇，绝对是最主要的目的。可以说，那些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反而是顺带的。

（虽然《世说新语》记载曹嵩之死是张闿贪图曹嵩的财货，但对于古人来说，《世说新语》和平话小说没什么区别，都没有真的当成史料来对待。而且，如果张闿真的是有前科的黄巾旧将，陶谦要是真的诚心派人迎接曹嵩，又怎么会派这样一个人去？张闿的身份地位以及前科，按理说怎么都不可能派他去迎接曹嵩的。所以，大概率就是陶谦真的想杀曹嵩报复曹操多次攻打徐州。）

如此重视孝道的曹操，见到为了母亲着想而不在意自己在曹操心中地位的曹丕，自然不会真的责怪他，反而会对曹丕的孝顺而感到满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