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五一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(一)（3/5）

大明和大顺不能搞国债的原因，刘钰已经和皇帝说过无数次了，皇帝当然也羡慕英国的国债制度，但听了刘钰讲明白简单的利息问题后，就知道纯粹扯淡，只能羡慕。

大顺的税收延续明制，穷的叮当响，一年收那几个子儿，一旦打仗、大灾，顷刻间国库见底。

这时候怎么办？

盐商作为“紧急财政”的重要性，就凸显出来了。

盐商“捐献报效”，就是大顺的“国债”。

扬州，就是大顺的“SquareMile”。

盐引，就是大顺的“紧急国债”。

这是比平稳税收更重要的东西。

英国政府为什么能让东印度公司买紧急国债？因为垄断权，奥王继承之战开打前的600万两白银的紧急国债，是用二十年垄断权换的。

大顺为什么能让盐商“捐献报效”？因为垄断权，皇帝去江南转了一圈要修淮河，三百万两白银的报效，就是用盐政垄断换的——想干？捐钱。不捐钱？滚。

而且，大顺在盐政问题上一直维系这种政策，还有个重大的历史因素。

理论上，朝廷缺钱了，也可以加税。

但大顺有明末PTSD，所以对理论上百姓负担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“辽饷”、“练饷”、“剿饷”可谓是“记忆犹新”。

太明白这种加税，一旦弄下去会变成什么样了。

英国可以收窗户税，大顺要是收窗户税能直接收出来一波大起义，上面收200万两，下面敢收出来2000万两。

所以，这种理论上的事，大顺不敢用。

既如此，加税不行、国债不能，那就只能保持盐政不变。

然而，伴随着松江府的商业崛起，皇帝的养猪政策，以及巨额的海外贸易，让皇帝看到了一个新的、可替代的“紧急财政”来源。

这里面，就有一个“盐政改革”一直没有实行的重要因素：

大臣们提出的盐政改革方案，所有方案，都能保证一件事：盐税不会比之前少。